，叫任少白。想了几晚才醒悟，我曾见过他照片。几次观察，确是照片之人。因监狱也复杂，我没敢揭发。”
柳蕙又问：
“我记得，国民党接管上海后，对汉奸、叛徒不手软。既然他已叛变，又有照片，查找此人并不难，为何没动他呢？”
于得水也匪夷所思，只好说：
“我们组成的审讯班子，来自五湖四海。也不乏被重金收买之事。汉奸回炉也比比皆是。也许这就是党国失败原因之一吧。”
肖秉义和柳蕙，立刻联系上海市公安局。连夜抓捕归案。
上海市公安局请肖秉义二人参与此案审理。在事实面前，任少白承认事实。
1944年春，上峰接到上海站站长和行动队长相互指责的电报，派我以特派员身份暗中查实。
我考虑二人中必定有一人叛变，上海站已不安全。准备悄悄抵达，暗中调查。
组织买的是武汉直达上海船票，我在南京下了船。改坐火车来到上海。
刚下火车，就见站长神色不宁，再看四周都是日本人，就这样被日本特高课秘密逮捕。
事后才知道，站长早叛变。他供出行动队长沈富中，日本人却扑了空。
因沈富中不认识我，而我看过他照片。有天傍晚，我见他进了妓院，便衣逮捕了他。
之后，站长被手下干掉。日本人便让我以特派员身份，召集散落在外地的军统成员，尤其想抓获女特工叶子。
我估计原站长叛变已暴露，由此担心自身安全。跟上峰要求调离，又暗中打点。
上峰终于同意我去东北，剩下的事，就是如何逃出上海的问题。
那天傍晚，我跟特高课长喝酒，故意喝的酩酊大醉，要求去妓院。
特高课长让两个便衣架着我进了妓院，找到我事先约好的妓女。
两便衣看我倒床上睡去，守在门口。
在妓女配合下，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绳子，从窗户逃走。
当然，为了保护妓女，临行前打晕了她。然后直奔江边，上了事先安排的小船。
在海上漂了几天，七转八转，终于到了东北。
肖秉义想叶小雪也是44年春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