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像蜜蜂一样的，到处追着利润去跑市场、做模特。
我们之间的距离，随着离别时间的增加、次数的增多，也渐渐越来越远。
从原来一天几次一个小时的电话，到一天一个电话，再到几天一次电话，再到电话的可有可无。
或许只有每次小别胜新婚的“夫妻生活”，能见证着我们夫妻关系的事实存在。
随着李帆经常地外出，在我的别墅房子里，那个神秘女人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了。
每当，我干完活疲惫地回到家里的时候，我的脏衣服被洗了，有做好的饭菜在锅里热着，地板也拖得干干净净的，家里的东西也被摆放整齐。
我们还会黑夜里，尽情地享受着激情。
每每结束的时候，我在黑夜里看着一个看似熟悉又陌生的身影，摩挲着穿好衣服、把头脸裹得严严实实地，一瘸一拐地走下楼，再走出院子，直至消失在夜幕中。
在五月份的时候，从县里传出三民别墅小区要拆迁的消息。
一些神通广大的人员，都把拆迁公告和拆迁补偿的标准拿来了。
邻居定期开着会，讨论着如何对抗能尽量别拆。
一些人率先被工作单位约谈了，甚至连他们的亲戚也被约谈了。这样综合性的工作举措，的确“震慑”了一些人。
但那些自由职业者，尤其是一些做生意的人，他们认为自己并没有纪律约束，好像有恃无恐了。
他们到处投诉着，甚至邀请了电视台与一些媒体记者啥的，希望能制造压力，以避免别墅小区被拆迁。
拆迁办的一直在做着各种工作，希望能尽快推进拆迁。
无奈别墅小区里住着一些有能量的人，他们也只能小心地探索着，希望能找到突破口。
2009年国庆假，我和李帆一起带着我们的女儿—常格格去旅游了。
我们去了上海、苏州，但格格并不高兴，她老是说：“要是哥哥姐姐在就好了。”
在国庆的最后一天，我就返回了。
刚下火车，格格就闹着去找额娘（艾英）、哥哥、姐姐。
我们把格格送到了城河边的家里，看着她飞奔着投奔艾英的镜头，李帆很是感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