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证如山，包括行动记录仪被篡改的片段、法医报告与现场弹道痕迹的矛盾、以及银行突然出现的不明大额存款。
这五人面临的，是足以把牢底坐穿的刑期。
然而，庭审过程却诡异地急转直下。
关键性的弹道对比原始数据和部分现场未被篡改的监控备份，在庭审前夜离奇“损坏”，无法复原。
几名目击行动过程的关键线人，在接到神秘电话和巨额现金后，纷纷改口或直接“失踪”，拒绝出庭作证。
高等法院的陪审团成员组成也颇为微妙，其中几人被查出与当时警队高层有间接关联，倾向于对“内部人员”采取“怀柔”态度。
而最重磅的逆转，来自于当时还只是警队助理处长的郑国雄。
他以“行动指挥官”和“警队声誉维护者”的双重身份亲自出庭作证。
记录里清晰地打印着他的证词节选：
＞ “……基于当时现场极端混乱、匪徒持有重火力并率先攻击的危急情况，‘灰狗’小组成员在主观上判断使用致命武力是必要的自卫与阻止严重罪行的唯一手段，其决策过程虽存在值得商榷之处，但并非出于恶意或贪念……”
＞ “……关于赃款问题，行动记录显示现场缴获物品登记存在严重疏漏，不排除被后续进入现场的无关人员浑水摸鱼的可能。将责任完全归咎于冒着生命危险执行任务的警员，有失公允，更会寒了前线弟兄的心……”
＞ “……我以个人及警队的荣誉担保，这五位同僚本质是忠诚尽责的，此次事件是制度流程缺陷与极端压力下的悲剧性失误。恳请法庭考虑其过往功绩，给予改过自新之机会……”
郑局长的证词逻辑缜密，情感充沛，充满了“体恤下情”、“保护袍泽”的悲情色彩，极具感染力。
他巧妙地模糊了焦点，将“故意犯罪”弱化为“判断失误”和“流程漏洞”，并成功将陪审团的情绪引导至对“前线警员不易”的同情上。
最终判决结果轻得令人咋舌：
五人全部被警队开除，处以个人高额罚款（与其被指控私吞的赃款数额相比微不足道），免于刑事起诉。
判决书上冰冷地印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