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位离退休老干部，准备联名上书中央。但光靠我们这些老头子不够，你需要做三件事。”
老人伸出三根手指：“第一，把你们的技术优势转化为政策语言，说明自主创新的重要性；第二，争取媒体支持，形成舆论压力；第三，也是最重要的——”
他压低声音，“找到那个中间人的确凿证据。”
夜深人静，柳青独自在临时办公室奋笔疾书。
桌上摊着两份文件：一份是红星厂改革经验总结，另一份则是前世记忆中90年代末国家推动国企改革的政策要点。
他将两者巧妙融合，形成了一份《关于深化国营农机企业改革的建议》。
窗外，红星厂的车间依然灯火通明。
尽管面临打压，工人们却自发加班加点生产——他们用最朴实的方式表达对改革的支持。
第二天，《经济日报》头版刊出长篇报道《从红星厂看国企改革的困境与出路》，详细记述了红星厂如何通过技术创新焕发活力，又如何遭遇行政干预。
第三天，文章署名“本报记者程雪“，正是程主任的女儿。
一石激起千层浪。
报道引发连锁反应，多家中央媒体要求采访红星厂。
更令人意外的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打来电话，表示将派专家组实地调研。
柳青抓住这个机会，精心准备了汇报材料。
他不仅展示了红星厂的技术成果，更系统阐述了“技术自主+市场化改革”的国企转型思路。
“国企改革不能只改皮毛。”柳青对着调研组的专家们侃侃而谈，“必须建立科技创新的内生动力机制，让企业真正成为创新主体。”
专家组组长、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边听边记，不时点头。
当柳青展示红星厂职工持股计划时，他眼前一亮：“这个思路很有价值！把职工利益与企业长远发展绑定，解决了国企普遍存在的短期行为问题。”
调研结束前，吴老拉着柳青的手说：“你的实践走在了理论前面。我会把红星厂的经验写进给中央的报告。”
就在形势看似好转时，一封加急电报送到柳青手中——全国农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突然召开紧急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