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说‘病从口入’，那时只当是医者仁心，如今才懂，这四个字能救万千性命。”
娅青摸着腰间的“防疫香囊”，里面装着秦地苍术和百越香茅，忽然指着远处的篝火堆：“老祭师在改唱《防疫歌》了，用的是你们秦地的秦歌调子。”歌声飘来，混着竹板的节奏：“水要沸，手要洗，病尸远埋莫近水；粪发酵，虫难存，艾草菖蒲挂门楣……”
三个月后，当李岩再次巡视苍梧郡，看见每个水井旁都立着青铜告示，秦隶与百越文并列写着“七步洗手法”，卫生所的陶罐里分门别类装着黄连、青蒿、板蓝根。最让他欣慰的是，巫师的孙子正在用秦地显微镜（改良版青铜放大镜）观察污水，旁边竹简记着：“疫虫有三，一似蝌蚪，二似蛛网，三似碎金……”
离开时，峒长献上用疫后重生的稻穗编的草绳，绳结里藏着秦越双语的“安康”二字。李岩系上草绳，忽然想起初到岭南时，越人视秦人为携火的祝融，如今才明白，比火焰更能驱散阴霾的，是让科学穿上文化的外衣，让理性住进信仰的神殿。
暮色中，卫生所的灯亮了，照着门前新立的石碑，上面刻着“秦越医官共守”。李岩知道，这场疫病防控战，不仅治好了百姓的肠胃，更让两种文明在病痛的淬炼中，找到了比巫祝和律令更强大的纽带——那是对生命共同的敬畏，对健康共同的追求，让齿轮与藤条编织的防护网，从此笼罩在岭南的每一寸土地上，抵御着所有未知的灾难，也缝合着所有曾经的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