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当然道：“这地方又没什么特殊，不就只剩下历史了，大概只有读书人在意。”
赵都安莞尔一笑：“算是吧。”
他选在这里，一来是因僻静，他自己这次出击，胜算也不知如何，不想闹得阵仗太大，何况，若选在人烟密集处，那正阳也未必肯来。
二来么，的确是为了蹭典故，却不是这个世界的典故，而是他那个世界，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鹅湖之会”。
也是理学与心学最知名的一次辩论。
彼时一方是尚未封圣，但也已经大名鼎鼎的朱熹圣人，一方是陆九渊、陆九龄兄弟。
前者不用说，后者乃是陆王心学的开山人物，王阳明还要排在后头的百世大儒。
赵都安前世为讨好上司，苦读历史，自然绕不开这般知名的辩论，对两个学派之争也算有些了解。
彼时的议题，与三日后的辩题很是类似，都是讲何为做君子、圣贤，学道理的方法学问。
理学与心学，在最终目标，或大方向并无不同，分歧只在于入手的角度和方法。
《中庸》记载：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就是先贤讲这个学问。
其中，君子“尊德性”、“道问学”，就分别对应心学和理学。
朱熹主张“道问学”，认为应当格物致知，人应该多读书，多观察，多研究总结万事万物的道理，从中归纳精髓，再由事及人，人明白了事理，便会明白如何做人，从而成为君子，追慕圣贤。
陆九渊主张“尊德性”，反对博览群书，认为该“以人为本”，不断修养身心，先学做人，懂得做人的道理，再去做事，无往不利，终成圣贤。
后来王阳明继承陆九渊学说，再予以更进一步，才算成熟。
要求明明德，认为人的善恶，天理与人欲，本心本性都清楚明白，只要持握本心中庸，便可人人成圣。
时刻自省，矫正自己的日常行为，养夜气，集义气，在日常事上琢磨修炼，知行合一…
在赵都安看来，很难说两种学说哪一个“对”，哪一个“错”。